济南的贾民卿先生收到我妈妈的复信之后，将原信转到青岛老家，那里有他们的小妹贾子义。贾家兄妹关于追认贾起为革命烈士的申请报告，很快送呈青岛市民政部门。报告被批准立案以后，查证小组的三位同志即赴杭州取证。小说中至今依然健在着的人物，变成了贾起一案的证人。历史事实证明，贾起于1940年在浙江遂昌参加中国共产党。牺牲前，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进步文化活动。他的入党介绍人，一位在南京，一位在北京，他当年从事进步活动中的五六位战友和狱中难友，都义不容辞地对贾起的革命历史作出了证明。1943年贾起牺牲前后，与他同关一处牢房的杭州大学关非蒙教授，对前来查证的青岛同志说：“我就是一位死里逃生的见证人。当时我在牢房里目送贾起被持枪的士兵押走，过了一阵，听到间断的枪声从山里传来，我明白敌人对贾起下了毒手。”还有一位知情者俞某作证说：“当年，贾起上了国民党党部的黑名单。解放以后，国民党于潜县党部书记长曹某被镇压时，人民法院贴出判决书，上头列举的第一条罪名，就是杀害共产党员贾起……”
经过多方面的核查，从有关人员的回忆、公安部门档案、地方党史的资料记载，对贾起1943年牺牲前后的情况基本查清。一个活生生的青年革命者贾起的形象，50年以后，终于在干涸的血泊中，重新站了起来。
至今年5月，贾起的妹妹贾子义女士，为贾起一事专程来到杭州，就住在我父母家中。贾起牺牲了半个世纪以后，两位从未谋面的老人，被一部小说牵引着互相走近，在贾起付出了生命的旧地重续前缘，共同凭吊和纪念她们的亲人和友人贾起。至此，我妈妈才知道，贾家在革命胜利前和革命胜利后，先后献出两个儿子：贾子义的二哥贾起，牺牲于白色恐怖时期；而三哥贾超，1957年“反右”时，因为一幅漫画而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发配到崂山月子口水库工地劳动改造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不幸“失踪”。究竟是“自行失足落水”，还是别有原因，现已无从查考。到宣布“右派”“摘帽”时，根本已找不到贾超其人。家属向有关方面要人，最终仍是不了了之。
贾家老母为盼两个儿子归来，从20世纪40年代等到60年代末，眼泪流尽，郁郁而终。
曾经收到过贾民卿先生寄来的一张贾起年轻时的照片，委托我转寄给妈妈。
照片上的贾起，面膛宽阔，五官端正，眼神凝重而深沉，嘴唇的棱角线很是分明，有一种英气逼人的感觉。一头浓密的黑发，用清晰的中线分开，留下了20世纪40年代的标记。
我很惊讶，这个贾起，就像我们无数次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那些英雄人物，或是领袖形象——真的是一脸正气。
我与他默默相视。他那坚毅而悲壮的眼神，飞过荒郊野岭，穿过时间隧道，在路上整整走了50年。
妈妈几十年遥望默念的贾起，就在这一瞬间里复活了。
贾起的复活，是因为他从未在他的亲友们心中真正死去过。
妈妈把一个消失的贾起交给了我。于是我用文字盖了一座永久的房子，用以供奉他漂泊无踪的亡魂，以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。但我没有想到，贾起真的会在那些无声的文字中苏醒。
在小说中苏醒的贾起，记起了他50年前被猛然斩断的生命，和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。
或者说，贾起就是为那些未能了断的亲情而苏醒的。
事后想起来，这个故事外的故事，确有些不可思议的奇妙和蹊跷之处——
为什么他的小妹贾子义的大女婿赵传康先生，去日本出差回国，在上海机场候机厅等候转机飞回青岛时，想找一本杂志消磨时间，偏偏就读到了1995年第二期《小说月报》呢？
赵传康怎么就恰恰注意到了书中人物贾起，与他妻子姜盈的二舅舅经历相似，回到青岛以后，便急急禀告给岳母大人了呢？
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，在诱导着、牵拉着他们，将他们悄悄领到了那本杂志面前。
是谁呢？还会有谁？
惟有贾起的幽灵，知道自从自己失踪之后，父母兄妹的焦虑和渴盼。
惟有贾起本人，九泉之下仍然放不下尘世间的亲缘。
但已成为浙西天目山孤魂野鬼的贾起，又能如何向远在山东的家人，准确地传递自己最后的噩耗和信息呢？
这一等便是50年。
贾起一定曾无数次向妈妈托梦。期待他信赖的女友，去完成这庄严的嘱托。贾起的托付是有前提的，他希望有朝一日，让朱小玲的女儿用笔来写下他们以鲜血奉献的真诚与抗争，也借此能给予他的家人一份文字的凭据。
那是一份没有契约的协议，而我签了字，却对此一无所知。
这便是后来刊登在《收获》杂志，又经《小说月报》转载的《赤彤丹朱》系列之一《非梦》。
于是他的游魂从天目山的某个地穴里悠**出来，飞过崇山峻岭，越过长江黄河，徘徊在西子湖畔，降落在青年时代求学的大上海，把那本刊载着他下落的杂志，借风借雨，最后辗转交到了自己家族的后人手里。
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对自己曾经献身的理想，作出一个理性的交待。
冥冥之中，其实贾起一直在试图引领着我。只是我的彻悟来得太晚。
那不是神灵也不是信仰，而是一种长存于世的生命信息。
有时候，我凝视着《赤彤丹朱》赭红色的封面，觉得那其中也有贾起的鲜血，一直渗入到华夏大地的深处。可惜，它残留在地表的颜色，已经同红色革命的主题无关，只沉淀下来种种有关人性本质的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