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叔走了，那挽联上写着：董道本同志千古。
当我不再是一个爱哭的小女孩时，我是否不再是我自己？我是否反而变得连自己都讨厌了？我的眼泪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
那天上午我急急忙忙去邮局，我去寄一封发往上海的贺卡。我好不容易买到了一种我喜爱的贺卡，洁白的封面上镶嵌着一朵金色的干**，衬着几片碧绿的草叶，一派纯净天然，看上去好像是自己动手制作的，很给人亲切感。
更何况，几年前，我为她写过一篇散文，叫做：《墨草莲》。
信寄出以后，回来的路上我有些许轻松。
她已病了很久，是癌症。这几年她断断续续住在医院里，病情时好时坏。上海少儿出版社的朋友们来信，总是说她的精神不错。
我不能常去上海看望她，这小小的贺卡也许能带给她一些安慰。她会知道，每到新年或是节日，无论是晚辈还是同辈的朋友们都格外地想念她。
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也是一种幸福。
我想象着她收到这贺卡时的惊喜，她和善而平静的脸上，会漾出一层鲜亮，一片笑意，她会把它放在病床边或是窗台上，久久地望着它，她欣慰时病自然好得快些……
我就这么想着，悠悠走过学院收发室。我取出了当天的报纸和信件。
我傻傻地怔在那儿。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一只白色的大信封，信封的下角墨黑墨黑的铅字黑得令人发怵：
陈向明同志治丧委员会
有好一会儿我就那么站着，没有勇气把信封打开。在这个信封之外，仍有一个活着的她；而我一旦拆开信封，她便如同一阵清风，一股轻烟，袅袅地升空而去了……
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十几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知青，她还是一个摘帽右派。我是业余作者，她是编辑。我从偏僻的北大荒走进陌生的出版社，在那初始的忐忑与惶惑中，是她和老谢给了我温暖的照拂和指点。1978年她回到少儿出版社当社长，似要补回已往所有的时间损失，10年里出版了那么多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读物。
前年秋天我因事途经上海，急急忙忙抽出空去少儿社看望她和任大霖、高逸同志，才知她已住进华东医院动手术。我当天要去常州，来不及到医院看望她，心里很是不安。上了火车还一直别扭。
我始终不明白那是不是一种预感，预感到我此次北上，也许会再也见不到她了？内心很是歉疚。也许，是她在病房的窗口遥望我召唤我？总之，在结束了常州的工作以后，我毅然决定返回上海去，从上海回北京。
那天晚上我去医院探望她时，在街口花亭买了一束鲜花。是我一枝枝精心选出来的康乃馨，几朵深红，几朵雪白，太艳了会喧闹，太素了会凄凉，没有比鲜花更好的礼物，给她带去恬静的安慰……
她果然高兴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她从**走下来，亲自把花插在一个玻璃瓶里，灌上清水，放在床头柜上。她微微仰着脸，出神地凝望着它们，淡淡的灯光下，她苍白而细腻的皮肤浮上一片青春的光晕。
留在我脑中的便永远是这样一幅图景。
现在它真的成为永远了？
一个正直人的一生，为着寻求真理，付出了太多的磨难和代价。
我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朦胧。路边枯叶飘零，如雪纷纷……
我却没有眼泪。
莫非我的泪泉已经干涸了么？
可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爱哭的小女孩呵。
当我不再是一个爱哭的小女孩的时候，我是否不再是我自己？我是否反而变得连自己都讨厌了？我的眼泪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
那天晚上的风好大。朔风摇撼着窗外的洋槐树，电线杆下传来鬼哭狼嚎般的风吼声。我在灯下撕开一封上海老谢的来信，他已很久没有来信了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揉了揉眼睛，我疑心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
老谢端正的字体今日却触目惊心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