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生写的那些武士——”结城的手搁在膝上那份刊物的封面上，指头没有动，可指腹压著纸面，压出了一个浅浅的凹。
“落魄的、穷的、被时代丟掉的、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记，连他们自己都不信自己了。”
他抬起一双眼来看沈既白。那双眼窄长，眼尾往下坠著，眼白乾净，瞳仁是深褐色的，不浑，可里头搁著的东西太沉了，沉到整个人都往下拽。
“先生见过这种人么？”
沈既白想了一息。
“见过的。”他说。“满街都是。”
结城的手指在纸面上收了一下。
“是，满街都是。”他点头。“明治九年之前，我们这些人——走到哪里，旁人是让路的。腰上別著刀，那是身份，是三百年的规矩——谁见了不低半个头？”
他把右手从膝上抬起来，摊开，掌面朝上，虎口那道旧疤在车厢里透进来的薄光底下。
“废刀令一下来——一夜之间。所有的刀，上缴。不缴的，抓。祖上传了五代的家刀，抱到官厅去，换一张收条回来。一张纸。”
他把手翻过来，掌面朝下，五指慢慢收拢了。
“五代人的刀，换一张纸。”
车厢里安静了一阵，只有马蹄踏在石板上的嗒嗒声，和车轮碾过路面的吱呀声。
沈既白靠在车壁上，两手交叠著搁在腹前。
他该说什么？
他心里头翻滚著的那些话——什么“武士阶级是封建制度的產物”，什么“明治维新的歷史必然性”——这些东西，是他在浙大的课堂上学的，是他用来写论述题的，每一句都对，可每一句都不能说。
“结城先生。”他开口了，把该咽的咽下去了，把该说的摆出来。“在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想的其实很简单。”
“哦？”
“武士之所以为武士，不在於腰间那把刀。”
结城的手停住了。
“刀可以收走，秩禄可以废掉，家名可以除籍，可有一样东西是收不走的。”
沈既白盯著对面那张削瘦的脸。
“武士道。”
他把这三个字说得稳稳的，不轻不重，不亢不卑。
——这三个字，他上辈子在论文里批判过不止一回。
“武士道精神”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语境下，和“军国主义的温床”几乎是同义词。
新渡户稻造的《武士道》出版於一八九九年——就是去年——那本书把武士道包装成了日本的“国魂”，此后一路滑向深渊，直到裹挟著整个民族衝进太平洋战爭的火坑里。
可在此刻，在一九零零年的这辆马车上，他不能说这些。
不但不能说，他还得反著来。
他得夸。
“先生说得好。”
结城的脊背微微鬆了，他靠回了车壁上，窄长的一双眼盯著沈既白，眼尾那道褶子展开了一些。
“飞鸟先生年轻，可说出来的话，比我认识的那些老傢伙们都透彻。”
沈既白没有接这句恭维，他把话题往回拉了拉。
“结城先生此番从东京来仙台——只为了这一本书？”
结城摇了摇头。
“不只是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