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治三十三年的仙台，樱花照常开了。
这座东北部的城市向来不如东京繁盛，街巷窄，屋舍矮，瓦檐上常年积著一层洗不去的灰，但樱花是不管这些的，到了时候便开，开得满城满巷，粉白色的花瓣落在泥路上，被草履和木屐踩成浆糊一般的顏色。
然而今年的樱花底下，走的多是穿军服的人。
自甲午一战得胜之后，这个岛国便像吞了一剂猛药，浑身上下都鼓胀起一种癲狂的亢奋来。
街头巷尾贴满了徵兵的告示，“忠君报国”四个字写得极大，倒比那些不识字的町民的脸还大些。
偶尔有几个老人从告示前经过，缩著脖子走得快，好像那纸上的字会伸出手来拽人似的，但年轻人却不同，三五成群地站在告示跟前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好似具有荣焉那般。
樱花仍旧在落。
落在他们的肩头、帽檐、和尚未沾过血的手背上。
仙台的春天就是这样。
景物是美的，天是蓝的，花是盛的，可总缺了一点什么——
大抵是缺了一份活人该有的从容气罢。
而在片平丁一条僻静的巷子尽头，一间不大的木屋里，有人已经睡了整整半年。
藤野严九子端著药碗推开隔扇的时候，屋里的光线仍旧是昏暗的。
她早习惯了这种昏暗。
半年来，每一天都是如此——拉开半扇窗，让一线天光照进来，不多不少，刚好能看清床上那个人的脸。
碗里的药已经不烫了，她在走廊上已经吹了许久。
这药是从町上松本医馆抓的，方子换过三回，头一回太苦，她怕哥哥皱眉；第二回据说温补，吃了两个月不见动静；如今这第三回，松本先生说能醒便醒，不能醒就……
她摇了摇头，把那头的想法赶走。
她跪坐到床边，把药碗搁在膝前的矮几上，腾出手来，替床上的人擦了擦嘴角。
这个人叫飞鸟鸿。
是她的兄长。
確切地说，是捡她、养她、供她念书的人。
她六岁那年被丟在仙台车站的月台上，身边只有一只破布包袱和一张写著生辰的纸条，是飞鸟鸿把她领回来的。
那年他自己也不过十一二岁的样子。
她记得那天也在落樱花。
“哥哥。”她低声唤了一句，没有回应。
这半年里她每天都唤，从一开始哭著喊，到后来平静的说，再到现在这种近乎祈祷一样的话语。
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，又像是怕自己听见回声之后发现仍旧是空的，会撑不住——
她端起药碗，一手托住他的后脑，把他的头稍稍抬起，汤匙抵著他的唇缝，一点一点的送进去。
多数时候药会顺著嘴角流出来，淌到枕边，她就擦掉，再餵。
今天也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