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就是……学费的事，还得再想想办法。”
沈既白没有接这个话茬。
他把那张纸折好，递还回去。
芥川龙一接过来，塞回口袋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抬头看著沈既白，眼神里有一种鼓起了勇气才能有的东西——
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——先生学问那么大，什么牛顿法、什么歷史典故——信手拈来的——先生为什么不去著书呢？”
“著书？”
“写书啊，”芥川龙一的眼睛亮著，“把先生脑子里那些东西写出来，印成册子——那不比站在讲台上一堂课一堂课的讲强多了？一堂课只有三十个人听，可一本书——整个仙台的人都能读到，整个日本的人都能读到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，两只手在空中比划著名。
“先生今天讲的那些，什么盛极必衰——那个时候在校长室门口偷听的，我虽然当时没在场——但我听同学说了，那些话，要是能印出来……”
他没把话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
沈既白看著他。
写书。
这个念头不是第一次出现了——
从他决定“做点什么”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念头就一直潜伏在脑海的某个角落里。
站在讲台上讲课，一次三十个人；可一本书——
一本书能走到他去不了的地方，能说他不能说的话。
当然，不能太直白。
这里是一九零零年的日本，军国主义的铁幕正在合拢，你不总不能明火执仗地写一本《帝国主义批判》摆在书店里罢。
但文学不一样。
文学是绕路的，文学是隱喻的——你讲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人做了选择，选择带来了后果——读者自己会想的。
你不需要告诉他“军国主义是错的”，你只需要让他看到一个被军国主义碾碎的家庭，让他看到一个父亲离开时“高兴的脸”和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的事实，让他看到一个母亲“为国奉公”的真相——
读者自己会想明白的。
而且——钱。
写书是有稿费的。
他偏头看了一眼藤野严九子——
她已经吃完了，正低著头摸自己腰间掛著的那只布钱袋，那钱袋很小，扁扁的，一捏大抵就能感觉到底下的手指。
她养了他半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