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课铃响了。张芳华说了一声“下课”，夹着教案走了。
下午第二节课是历史。历史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，说话慢吞吞的，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在黑板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箭头，从英国画到中国，箭头歪歪扭扭的，像一条蛇。底下有人偷偷打了个哈欠。
宋秉昭撑着下巴听着，思绪飘出去了半个课堂。他看了一眼同桌的林晚棠，她在认真地记笔记，字写得很小，挤在一起，但每个字都规规矩矩。
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，赵志远拿着一道数学题过来问他。宋秉昭看了，是下午那道受力分析的题，他做出来了。他正在草稿纸上一步一划地写推演过程给他看，林晚棠在旁边收拾着书包，等了几秒，把凳子推进桌下起身走了。
晚自习的时候，教室里安静极了。日光灯管嗡嗡地响，偶尔有人轻轻咳嗽一声，翻书的声音沙沙的。宋秉昭写完数学作业，开始写作文。
题目自拟。他想了想，写了《家乡的河》。不是现在这个家乡的河。是另一个。
伯父带他去过的那条河，在北京西郊，河不宽，水很清。夏天周末，伯父骑着自行车带他去钓鱼。伯父骑一辆老旧的二八大杠，他坐在后座上，抱着伯父的腰，脸贴在伯父的后背上。骑到河边要一个多小时，路上伯父会跟他说很多话——讲农村改革，讲农业政策，讲他年轻时候在农村插队的日子。
那些话他那时候听不太懂。但他记住了伯父说话的样子。眼睛看着前方，声音不高不低，自行车在柏油路上稳稳地跑，路过一棵又一棵白杨树，树影一道一道地从脸上划过。
他写那条河，写河边的芦苇，写鱼漂在水面上微微地颤动，写伯父说“钓鱼不能急，急了一整天也钓不着”。他没写伯父是谁，但每一个字都在写伯父。
写完了，他把作文本合上，塞进桌斗里。偏过头看了一眼林晚棠。她也在写作文，写着写着停下来，把笔放下，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，又拿起笔继续写。宋秉昭不知道她在写什么，但她的眉毛微微皱着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，想抓抓不住。窗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黑沉沉的夜和远处县城零星的灯火。
下课铃响了。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，桌椅挪动的声音，说话的声音，有人喊“哎等等我”。宋秉昭把桌上的东西收好，等旁边的人走了，才站起来。
林晚棠已经把书收拾好了，起身往外走。她走到门口，前排一个女生叫住她，笑着跟她说了句什么，她摇了摇头，自己走出去了。那女生也不在意，转头跟另一个人说话。
宋秉昭跟在后面下楼。走廊的灯不太亮，昏黄黄的。她走在前面，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，辫梢的橡皮筋在灯光下反着光。他放慢脚步，保持了一段距离。她大概不知道他在后面。也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。
回到宿舍，张建军靠在床头翻一本旧杂志，是下午从赵志远那儿借来的，翻一页看一眼，也不知道看进去了没有。李东拿一截牙刷在牙缸子里搅，弄出很响的水声，嘴里还哼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调子。王庆民坐在床沿上写信，信纸垫在膝盖上，写得极慢，想一句写一句，写完了还要从头默念一遍。
赵志远已经躺下了，被子拉到下巴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忽然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，叹了口气。
“想家了？”张建军问。
“没有。”赵志远的声音闷闷的，“在想那道数学题，还有一个没解出来。”
“明天问老师呗。”
赵志远没接话，又翻了个身。
宋秉昭拿了脸盆去水房打了半盆水回来，蹲在下铺旁边洗脚。张建军把杂志合上，探下头问他：“秉昭，你那个同桌，林晚棠，她是不是不太爱说话？”
“嗯。”
“我看她一个人打饭，一个人坐，也不跟人说话。”
“她就这样吧，慢慢就好了。”
“你们俩说过话没有？”
宋秉昭想了想。“说过几句。不多。”
张建军“哦”了一声，缩回去了。过了两分钟，又从床沿探出头来。“你跟她坐同桌，不别扭？”
“有什么别扭的。”
“那倒是。我那个同桌也不说话，我俩坐了两天了，一共说了三句话——‘借过’、‘谢谢’、‘嗯’。”
李东听见了，噗嗤笑出了声。“你同桌叫啥？”
“我同桌是那个谁——叫什么来着，我还没记住。”
王庆民把信纸叠好，塞进信封里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“人家坐你旁边两天了，你连名字都没记住？”
“他没跟我说过，我怎么记住？”
“你不会问？”王庆民说着把信封压到枕头底下。
宋秉昭把脚擦干，把水泼在门外，爬上了上铺。他靠在枕头上，把被子拉到胸口位置。走廊的灯灭了，有人翻了个身，床板吱呀一声。窗外的风吹着老榆树，哗哗的。
他摸了摸贴身衣兜。十块钱还在，折成小方块，塞在口袋最深处。信封不在了。它躺在邮筒里，和别的信摞在一起。明天会被取走，盖戳，分拣，装车，运往北京。他想，伯父收到信会是什么表情？会不会笑一下？会不会把信拿到灯下多看一遍？他不清楚。但信在路上，人在学校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这些事总会落地生根的。不急。
走廊里的灯灭了。窗户上那层薄薄的水汽还没干，路灯的光从外面透进来，在玻璃上晕开一圈昏黄。有人翻了个身，床板吱呀一声。宿舍里安静下来，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。
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带着秋夜的凉意和远处庄稼地里秸秆的气味。宋秉昭把被子往上拽了拽，枕着胳膊闭上眼睛。
窗外那棵老榆树的叶子又沙沙响了一阵。夜更深了。